根据金融监管总局（原银保监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现，截至目前我国有超过3亿人购买了长期人身险，被投保人接近6亿人；商业健康险目前覆盖人群约7.5亿人，其中，疾病险和医疗险分别覆盖3.9亿人和6.6亿人。创新型的家庭保障类的人寿保险、年金型保险近年更是增长快速。

2024年7月1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正式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支持优质企业借用中长期外债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外资规〔2024〕1037号，简称“1037号文”）。1037号文已于2024年7月29日生效。

最高检发布《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下称“《解答》”），旨在依法从严惩治欺诈发行、违规信息披露等财务造假犯罪，《解答》共4部分15条，分别包含最高检对财务造假类案件办理的总体要求、两类罪名的构成要件及立案追诉标准把握和相关责任人员的犯罪认定等被市场深度关注的问题。该文件秉持此前《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新‘国九条’”）的政策要求，确保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全文以“严”字当头。笔者拟结合以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提取、解读《解答》中的“三大要点”。

在民事诉讼再审阶段中，当事人可采取的权利救济路径主要包括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以及申请法院依职权再审。笔者近期承办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经由对民事再审阶段可行救济路径的充分探寻与穷尽运用，切实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笔者在二审法院作出对委托人不利判决的情况下介入案件，历经再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以及申请法院依职权再审三个阶段，代理时间跨度经过四年，凭借全面有效的诉讼策略，从双方借贷事实、涉案多方法律关系认定、第三人在先同案不同判等角度还原本案事实，最终获得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胜诉改判结果，撤销原一审、二审、再审判决，支持委托人诉讼请求。

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投资渠道多元化，股权逐渐成为夫妻共同财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于一般财产的分割，股权因兼具人身权及财产权特征，同时涉及婚姻家庭关系及公司治理等多重因素，在实践中处理较为复杂。其中，夫妻一方持有的有限公司出资额对应投资权益的分割，即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但是夫妻共有股权的分割，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实务中的难点问题。

2024年7月2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在《联邦公报》上发布两项关于新增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管控的拟议规则，公众评议期为自公开发布之日起60天。其中，第一项拟议规则《犯罪控制及扩大/更新对美国人管制》主要涉及BIS提议新增“外国安全最终用户”（Foreign-Security End User，FSEU）的禁/限制规则、加强对“美国人”活动管控以及在“商业管制清单”（CCL）中新增物项管控；第二项拟议规则《军事和情报最终用途和用户》主要涉及BIS提议修订“军事最终用户”的禁/限制规则，并且新增对“军事支持最终用户”和“情报最终用户”的禁/限制规则。

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开始施行。公司章程作为公司治理的根本性、统领性文件，有必要根据本次公司法修订及时调整更新。本文将针对新公司法下，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制定与修改的重要关注点进行梳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自实施以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修订草案”），这一修订旨在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强化法律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本文将从条款修改、对业务影响及实务建议三个角度，对修订草案与现行法进行深入对比解读，并分析其后续影响。

调解是与诉讼、仲裁并列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主要机制。《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有效解决了国际仲裁裁决的跨境执行问题，《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旨在解决外国法院判决、裁决的跨境流通和执行问题，《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新加坡调解公约》”或“公约”）则旨在解决国际和解协议跨境执行问题。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跨境金融服务以其独特的便捷性和高效性，成为了连接各国经济的重要桥梁。从传统的银行汇款到现代的电子支付平台，跨境金融服务不仅简化了跨境交易流程，还促进了全球贸易的繁荣。然而，随着跨境金融服务的不断发展和普及，一系列监管挑战与风险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特别是国际支付巨头在跨境金融服务领域的扩张，更是将这些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

财富，是婚姻的助推器，亦是婚姻的试金石。但与财富相伴的，往往是婚姻关系的复杂和脆弱。高净值家庭的婚姻冲突，不仅涉及夫妻双方的情感纠葛，更牵涉到庞大的财产分割，往往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当下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全球财富缩水的大背景下，高净值人群做好财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近期，笔者办理的几件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涉税案件都与错误适用“先分后税”的税务规定有关。主要是以下两种情况： 1.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当年度产生利润，公司制合伙人未就合伙企业利润发生的应纳税所得额报税； 2.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分配利润后，公司制合伙人仅就收到的分配利润金额报税，没有按合伙企业利润发生的应纳税所得额报税，而两者之间存在差额（即留存利润）。

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是我国司法协助制度的重要内容，既包括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在我国领域内依法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也包括我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在我国领域外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

2024年4月12日，《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九条”）印发。新“国九条”以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强调稳为基调、严字当头，确保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要求推动加强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大幅提升违法违规成本，加大对证券期货违法犯罪的联合打击力度。

在当今网络环境下，商业诋毁行为也伴随新型网络传播方式具备诸多新的特点。对此，我们以司法案例为基础，分析新型网络传播下商业诋毁法律认定的疑难点。 我们将以系列文章的形式陆续推出：（一）商业诋毁主体要件的司法认定；（二）客观行为、主观状态、损害后果的司法认定；（三）网络新业态下商业诋毁的行政认定新规。

2024年6月28日，93岁的巴菲特将8,674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A类股票转换为13,011,000股B类股票，并于当日向五家基金会捐赠13,008,758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B类股票：其中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赠9,930,357股，向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捐赠993,035股，向舍伍德基金会、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和NoVo基金会各捐赠695,122股。

以物抵债并非严谨的法学术语，而是对债的变更、替代给付、让与担保等多种交易现象的统称，是在我国市场交易中形成的本土化形象表达。以物抵债为当事人提供了灵活的偿债选择，在提高交易效率、加快要素资源流通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2023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修订）经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以下简称“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修正）以下简称“旧《公司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新《公司法》的出台完善了我国公司的资本制度，尤其在完善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方面，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同时为新《公司法》施行前已登记设立且出资期限超过规定期限的公司设置过渡期，要求其将出资期限逐步调整至新《公司法》规定的期限以内。

为建立健全城乡居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及管理使用保障机制，扩增学前教育资源，提高学前教育普及率，地方政府相继出台管理办法，针对城乡居住区配套幼儿园的产权移交问题做出了规定。但产权移交的范围并未覆盖全部城乡居住区配套幼儿园，部分地方政府仍允许配套幼儿园产权私有，前提是不得将其用作他途。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城乡居住区配套幼儿园产权归属问题的判决也存在巨大的差异。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关于配套幼儿园归属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关于配套幼儿园产权归属问题的相关法律法规仍需细化，平衡好各方利益，切实保障学龄前儿童的受教育权。

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裁决是我国司法协助制度的重要内容，既包括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生效判决、裁定，也包括我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我国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参加、缔结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国际条约，采取了事实互惠、法律互惠、推定互惠的司法态度，通过民诉法（2023修正）[1]进一步完善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制度，实质推动各国民商事判决相互承认和执行。